第一届“孙犁散文奖”10名作家
陕西作家获奖
颁奖盛典在河北安平县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致辞
9月16日，由中共安平县委、安平县政府、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艺委会、《散文选刊》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孙犁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安平人民会堂举行。本届获奖作家（作品）（10名）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很高的权威性。陕西作家袁方凭借散文《生死杨村》通过评委推荐、初评、终评等环节，脱颖而出，荣获“首届孙犁散文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每个中国人背后，或远或近地，都站着一个村庄。《生死杨村》中，村庄的生与死、悲与喜、泥淖和障碍、困惑和可能，以及乡村的肌理纹路，律动呼吸和内心隐秘，在作者笔下一一呈现，理性且感性，庞大且绵密。袁方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愁深处不是愁，是疼痛。”
安平县是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的家乡，孙犁先生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崇高的文品、人品，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孙犁散文大赛”由安平县组织，已成功举办两届，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散文选刊》“华文最佳散文奖”评选活动自年以来成功举办了六届，获得了良好反响和高度评价。“孙犁散文奖”评选活动将安平县“孙犁散文大赛”和《散文选刊》“华文最佳散文奖”合二为一，从年起合并为“孙犁散文奖”双年奖，每两个年度评选一次，致力于打造国内外华文散文界最具影响力的重要奖项。
首届“孙犁散文奖”评选范围为年1月至年12月在国内外华文报刊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评奖委员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河北省作协原党组书记康振海任主任；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家科任副主任；评委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脊梁》、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总编和多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很高的权威性。通过评委推荐、初评、终评等环节，最终评选出“孙犁散文奖”获奖作品10篇，分别是：阿来的《士与绅的最后遭逢》，宁肯的《少年穿过七十年代的城》，祝勇的《再见，马关》，梅洁的《迁徙的故乡》，雷达的《梦回祁连》，汗漫的《一卷星辰》，李方的《一个人的电影史》，袁方的《生死杨村》，张暄的《母亲的市民之路》和程鹏的《诗意的栖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著名散文家彭学明，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家科，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张锐锋，《脊梁》杂志社主编萧立军，百花文艺出版社高级编审甘以雯等嘉宾评委，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福华，市政协副主席贾超绪，安平县委书记张福杰、县政协主席刘伟等四套班子领导，孙犁先生亲属及获奖作者出席颁奖典礼。
据悉，近年来，为了继承和发扬孙犁大师的文学创作精神，安平县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挖掘，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创办了第一个以孙犁命名的“孙犁文学奖”散文大赛、修建了全国第一个孙犁广场、建设了第一个孙犁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成立了全国首个县级“孙犁研究会”、复建了孙犁故居、创作了《大师家乡新变化》《荷花亭》等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并成功获得“中华诗词之乡”的美誉，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的文化符号。
颁奖典礼结束后，与会嘉宾观看了安平县精心编排的文艺演出“孙犁故里盛世欢歌”。随后，围绕安平县风土人情和发展成就，中国作协领导及作家一行先后到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孙犁故居、工业园区（丝网企业、丝网展馆）圣姑庙、汉王公园等地进行文学采风。进一步感受孙犁故里，弘扬孙犁文化。
袁方荣获“首届孙犁散文奖”
评委会的颁奖词是：“每个中国人背后，或远或近地，都站着一个村庄。《生死杨村》中，村庄的生与死、悲与喜、泥淖和障碍、困惑和可能，以及乡村的肌理纹路，律动呼吸和内心隐秘，在作者笔下一一呈现，理性且感性，庞大且绵密。袁方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愁深处不是愁，是疼痛。”
男，年1月出生，陕西省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教授，“教学名师”，学术带头人，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英国人》2部，主编教材《人文科学概论》《申论写作教程》2部，参编教材《大学语文》1部，出版社科类读物《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等5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另外，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创作征文奖。承担省教育厅和校级科研项目各2项。曾获我校首届中青年课堂竞赛一等奖、教学成果二等奖各1项，四次获文学征文奖。
《生死杨村》讲述不同乡村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土葬改变为火葬、拆迁、乡村信仰、空心化……乡村的种种问题，有旧问题，也有新产生的现象。这些作者以真实的笔触，震撼着自以为对乡村并不陌生的我们。
首刊《天涯》年第4期，《散文选刊·选刊版》年11期转载。
生死杨村
文/袁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临近年关，正是滴水成冰的时节。杨村的一户人家，女人早早就起来了，扫完院子，看日头已高，就开始给去地里干活的男人做饭。锅里没有多少玉米糁子，稀得能照见人影，她就尽量往锅里多加些荠荠菜和白菜帮子。日子再难熬，也要想方设法让下地的男人吃饱。饭很快就做熟了，她觉得肚子痛起来，就挣扎着走回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婴儿出生了，她看了看，是个男孩。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挣扎着把那个男婴扔到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不大会工夫，男人收工回来，刚进家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他听到石榴树下那个肉块儿发出像小猫一样的叫声，他就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拎起双腿就把那个冻成紫色的男婴提回了房间。女人见了，说：大人都没法活了，还提回来做什么？又多了一张嘴！男人说：也是一条命么，能活着是他的命大。
二十多年后，五十多岁的女人来到一座城市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子。晚上，母子俩挤在儿子的单身宿舍里，不知是什么话题把母亲又引到了当年她扔掉的那个儿子身上。母亲很平静地详细讲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一切，最后，母亲说：要不是你爸回来得早，那个娃早就没命了！儿子听了后笑了，纠正道：妈，不是那个娃早就没命了，是我早没命了！母亲听了，愣了半晌，看了看儿子，也笑了，有些愧疚地说：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儿子说：妈，这我知道。
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儿子已经听了不止一次。母亲的愧疚他能够理解，而当年母亲把自己扔掉他也能够理解。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在全国上下都在与自己的肚皮进行着殊死斗争的时候，家里再添一张嘴，无疑是把全家朝“饿死”的道路上又推近了一步。童年时候他听到这个事情，就像在听公主和青蛙的故事一样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成年后再听到这个故事，他只是庆幸父亲早回来了一步，仅此而已。至于对母亲，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过什么想法，母亲就是母亲，像杨村其他母亲一样，像中国其他无数个母亲一样：伟大而艰辛。
那个儿子，那个在滴水成冰的日子被母亲扔到石榴树下又被父亲拎着双腿提回房间的紫色肉团就是我。
多年以后，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确实后怕过，也庆幸过。因为我能活下来并且长大成人，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但是，想想那个年代，在杨村，在中国，还有多少个婴儿并无我这样的幸运。当年，我稍长一些，能够跟着那些大哥哥们一起去地里挖猪草、捡牛粪、拾柴禾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看见野地里被狼、野狗拖出来咬得稀烂的弃婴。他们的身旁，往往有一块破席片，或是一片蓝色的花布（至今我还奇怪很少看见过其他颜色）。当时我还傻傻地想，那些父亲在扔掉这些骨肉时不知是种何样的心情？有没有伤心流泪？因为杨村人都清楚，那些无名婴儿未必就是死婴，更多的是溺婴！
那些溺婴，大多数是女孩。
“生”在杨村实在是一件大事。你想，这个世界上从此就多了一条生命，而这个生命将来有可能做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杨村人都把“生”看作是喜事。谁家媳妇生了头胎的第一个月，要在大门口和产房门口挂一块红布，曰“忌门”，一般人就不能进家门了；然后三天、五天、十天、半月都要庆贺一番，满月这天就更热闹了，先是要“撞道”，由奶奶抱着孩子出村，在村口撞到谁就要认谁“干亲”，而且一般都事先说好要撞到那些福大命大造化大、子孙满堂、德行好的男人；然后就是喝“满月酒”，全村人都去，还把爷爷奶奶用锅灰或颜料涂得比戏里的小丑还要丑。只有那些“生不逢时”的小生命才会被剥夺生命的权利，这在杨村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因为杨村人虽然不懂得基督教义，但他们都懂得“所有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样的道理。是的，这话绝对正确。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生存下来，在那样一个人们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树皮都被人们剥光吃净、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要让所有的新生命都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无疑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所以，几十年来，在杨村，很少有人提起过弃婴或是溺婴这些话题，只有他们的父母，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衣食无忧的时候，会说，要是那个孩子还活着……接着，夫妻俩便长久地沉默。
剥夺新生儿的生存权利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那个时代。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现象便有增无减。之所以如此，就是那些父母总是想养一个或几个男孩，如果没生出男孩，就会一直生下去。而在大姐、二姐之后出生的女孩，要么送人，要么杨村田野里会出现一块破席片或一片蓝花布。二十多年前，杨村一户人家迎娶回一个漂亮得惊人的新娘，身材也细溜匀称，婆婆为娶了这样一个全村人艳羡的儿媳妇半个月合不上嘴。一年以后，那媳妇生了个女孩，婆婆脸上便没了表情；两年以后，又生了一个“赔钱货”，婆婆的脸便长了许多……十年之后，她生下来第九个女孩，婆婆就疯了；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她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她的婆婆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后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撒手人寰。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当年鲜亮无比的新媳妇也油尽灯枯，一脸的憔悴，佝偻着腰，驼着背。十多年不间断的生育生涯，使她养成了看见人就立刻埋下头的习惯。如今要是在杨村街道上遇到她，你绝对无法把眼前这个邋里邋遢像一堆枯草的女人和当年那个被惊为天人的漂亮媳妇联系在一起。她生的九个女孩，自己养活的有两个，有两个送了别人，其他五个在这个世界上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就被送到了村东的田野里。
当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进驻杨村，再三再四地向杨村农民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也少不了威胁：“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等。杨村农民听到这些，面面相觑不说什么。工作队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说“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等。杨村人当面也什么都不说，等会一散，立刻就有人说：“放屁！能一样吗？”对这个问题，杨村人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用这种粗俗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几十年来，“生儿子传宗接代”这种思想被当作农民的落后观念在主流媒体上反复批判，直到今天在杨村的墙面上依然能隐约地看到白灰刷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类标语。其实，几千年来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就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生产队去粮站交公粮，一麻袋小麦，两百多斤，你能指望你家如花似玉的姑娘抡起来背上它爬上几十米高的粮库入口？凌晨两三点钟，伸手不见五指，水库里放水浇地，你放心让你家水灵灵的丫头去几公里外的玉米地里挽起裤腿开闸放水？汉字的“男”，就是在一个人“田”里下“力”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几十年后的今天，杨村年轻一代的农民终于不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认为多子多福，也不再执着地强求媳妇一定要生个儿子。除了目前各类学校高额的学费大大增加了生育成本之外，耕作方式的变化是其改变的根本原因。过去“三夏”大忙季节，一忙就是个把月，整天忙得头脸都顾不上洗，加上风吹日晒，杨村人个个都像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而如今，夏收、夏播、夏管在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你只管站在地头的树荫下告诉机手你的土地是哪一块，完后付钱给人家就得。因此，在如今的杨村，儿女成群的现象没有了，更多的人家只有一两个孩子。过去“国策”在杨村执行起来如行蜀道，而如今光“学费”二字就能够让那些打算生一堆孩子的杨村农民望而却步。这可能是高额学费所带来的罕见的“正效应”之一，尽管这“正效应”看上去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然而无论如何，杨村人“生”的观念的改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的出生是容易的/但活着却不易”。这是杨村西邻的一个叫“杨母村”的村子走出去的一位诗人写的诗句。这其中的道理杨村的人或许懂或许不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弃婴、溺婴的现象在杨村已近乎绝迹，如今很少听说过在田野里再发现破席片或蓝布包的情况。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痛苦的经历，杨村人终于明白：要让孩子出生，更重要的是要让他活着，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活好。所以，既然孩子多了父母负累重，那就少生；至于死了之后“香火”承继问题，其实是死了的人想管也管不上的。祖辈、父辈们孩子一大堆，老了无人赡养的现实教育了他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要好好“活着”！
有一年的农历十月一，寒衣节，我回到了那个给了我生命又差点让我失去生命的杨村，给父亲、母亲上坟烧纸。吃罢午饭，我走在杨村的街道上，看到的是一个个满脸皱纹、老眼昏花的老男人和老女人坐在太阳下打盹儿，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会有几声狗叫传出。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杨村，记忆中的杨村永远是孩子们的天下，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杨村上空飘漾的是母亲唤儿归家的叫声，是孩子的嬉闹声；杨村的两条街道，充斥着箭一般蹿来蹿去的男孩和笑嘻嘻哭啼啼的女孩。大人们见了，高声地骂一声。那骂声里，充满着疼爱和慈祥，充溢着骄傲和希望。
“孩子们呢？孩子们到哪里去了？”走在杨村的街道上，我这样问自己。
年央视春节晚会，草根明星旭日阳刚把汪峰的《春天里》唱红了。或许是因为远离娱乐圈，更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关心这类事情，以前我从未听过这首歌。所以，当“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被那个一脸沧桑的民工从心灵深处吼出，确实触到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想到了家乡杨村，想到了那些老无所依或老无所养的人们。
年秋天，淫雨霏霏，老天都哭了。在杨村村口的一个麦草垛旁，我看到了一个活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蜷在洞里，身上凌乱地盖着破棉絮之类的东西，头旁边还放着一个破碗，周围四散着颜色不一的秽物。大概是听见有响动，他探起头看我，眼里放出一种攫取的光，让人惊悚；随后，那种光芒又熄灭了，他又继续蜷在了那里。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看了看我，说，那就是村西头按辈分你该唤作三爷的人，在麦草垛里钻了半年多，谁家有残汤剩水就端一点。我知道那个老人，因为长得黑，村人多叫他“黑三”，他有三儿一女，当年为儿为女没少吃苦受罪。我就问母亲：有三个儿子，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母亲又看了看我，说：没人管老人，儿子再多有什么用？我理解母亲带着情绪说这些话的用意，但不想接她的话头，就又问：那几个儿子为什么不管老人？母亲说：良心让狗吃了呗！说完，母亲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唉，还不是因为穷！
在农村长大的人，类似的人事大概没少见。年幼的时候，这样的老人我见过不止一个，有杨村的，也有杨村以外的。有一年，杨村请了一个山东瓜客来做务西瓜。瓜客到底多大年纪我不清楚，但肯定是一个老人。从“谷雨前后点瓜种豆”开始，那个老人一直光着上身在几十亩瓜地里孤独地忙碌着，吃住都在地头临时搭建的瓜棚里。一个季节下来，人晒成了古铜色，整日整夜坐在瓜棚上巴着望着等西瓜开园。可西瓜刚上市，一场霖雨不期而至，老天爷一口气下了几十天。那一年，除了杨村社员以一斤一分钱的价格赊了些西瓜以外，原本打算销往西安、咸阳等城市的大宗买卖一桩也没做：天那么凉，谁稀罕吃西瓜？那些天，老人每天喝着雨水望着雨水对着满地的西瓜号啕大哭，哭得人心里猫抓猫挠一般。因为按合同，今年他将一分钱也得不到。后来，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村里想派妇女给他去地里做饭竟派不出。村干部就商量：千万不能让他死在杨村！就给了他三百元钱打发他赶紧上路。老人千恩万谢地拖着病体背着铺盖走进了霏霏的雨幕中。上路以后他的死活，杨村无人知晓。
按中国的传统，人生在世，看重的是老了之后的生活，在一些经典著作里，有关的内容很多，诸“子”们对此都有过论述。那些宣传因果报应的古典小说里，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某人上辈子做了好事，尽管半生蹉跎，但却有幸福的晚年；或者，某人前半生作恶多端，忽然间幡然悔悟，后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于是，他老了之后的生活就很幸福，连死都是“无疾而终”。这也难怪人们看重老了之后的生活，你年轻力壮时，什么事都能干，什么活都能做，什么苦都能吃，如果没有如战争、瘟疫之类大的意外，要吃要喝要生要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人生就是这样，你生，意味着你会死；你年轻，意味着你会老去。而老人单靠自己衰老的身躯是无法生存的，需要帮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斯芬克斯之谜”中那个下午长着三条腿的“怪物”其实就是人衰老了后拄着拐杖。巴金老人暮年曾经说过一句让人惊心的话：长寿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其中蕴含的无奈与无助，大概是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
我曾经看过许多老人的眼神，慈祥的，邪恶的，麻木的，空洞的，漠然的，深邃的，焦虑的，等等，但在这些眼神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无奈与无助！你活到七八十岁或者更老，所有的器官都已经像一架磨损了七八十年的老机器，到处都是毛病，你甚至都无法动一下，喝口水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时候就需要子女、他人和社会的帮助，这就是老人的拐棍和第三条腿。这也是人所以为人，人类社会所以为人类社会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杨村人或许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们自有做人的标准和评价人的准则，他们会指戳那些不孝子孙的脊背。而对父母孝顺，在杨村人看来，只是在做着不让别人指戳脊背的事情。
在我们姐弟送走的三个直系长辈中，爷爷去世时七十多岁，卧病时间不长，而且我们上有父母，头顶有天；母亲去世缘于一次意外事故，年仅五十五岁，可以说没有给子女添任何麻烦。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如果父母走得非常突然，没有让子女在病榻前伺候过一天，却会成为子女心中永远的痛。二十多年来，我们姐弟几个对母亲的死始终难以释怀，原因即在于此。如今，已入望秋之年的我一想起母亲的死，心头还如撕裂了一般。父亲去世时八十多岁，算是高寿，而父亲卧病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我是眼看着父亲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从中年到老年到去世的。我出生时父亲三十六岁，童少年时期，感觉父亲如山，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父亲六十岁上，母亲突然去世，他既当爹又当娘，才没有使我们家散伙。待到子女都成家立业，用杨村人的话说就是翅膀硬了之后，父亲老了，无可挽回地老了。先是在家里的新房刚盖好不到半年，父亲就因沉疴做了一次手术。手术之后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走很远的路去赶集，甚至还曾经想过下地干活。然而不到三年，因为骨折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骨折彻底使父亲老了：除了一次乘车去县城参加外孙的婚礼，一次小弟推着轮椅去了趟王乐镇外，直到去世父亲再没有离开过杨村半步。
父亲一生最怕麻烦别人，老了之后这一习惯还保留着，自己行动不便，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挣扎着自己去做。骨折手术后，每天他自己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坐在圈椅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望着南来北往的杨村人。后来，拐不能拄了，他就挪着圈椅，一寸一寸地移到门口，望着东来西去的杨村人。再后来，圈椅也不能坐了，他便只要求弟弟把他抱到轮椅上，自己转着轮子坐在门口，望着老老少少的杨村人。在这个过程中，小弟想帮他，他总严辞拒绝，弄得小弟在杨村人面前很尴尬。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了之后却好了很多，连说话都不再大声，对此我们姐弟还很不习惯。父亲这样做，是不愿意老去，是对生的留恋，然而他终归老了。等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已经不能说话，他看子女的眼神活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杨村人都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老，他们也都希望自己会有一个还算幸福的晚年。自己老了，怎样算是幸福，他们说不清楚，但他们看见过别人晚年的幸福。在杨村，有我本家的一个叔父，今年八十多了，离休前在甘肃临夏市是一个相当级别的干部。离休后回到杨村，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离休金。他喜欢自己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侄子，天天晚上要那个侄子来陪他说说话，每个月付给侄子一千五百元的工资；每隔一段时间，单位还要派人来慰问他；至于吃喝，七八千块一个月在杨村自然不愁。在杨村人看来，还能要求什么呢，这就是晚年幸福！
说到老，说到晚年幸福，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也让我见识了杨村之外的另一种老人是什么样子，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七岁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一天早上，学校上下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停课紧急集合在门口列队，准备夹道欢迎“白部长”。“白部长”何许人也，我们并不知道。队排好了之后，我们翘首以盼，结果却等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一进门腿还没有从车子上蹁下来就发火：白部长不让这样（夹道欢迎）你们偏要这样！于是，我们就又紧急地四散到教室上课，但注意力全在外面。过了一会儿，听到有小汽车沙沙地驶来的声音，听到有人小声却紧张地说着什么，然后就看见一干人在我们雷鸣一般的掌声里进入教室。为首的是一个老人，白发，胖，穿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浅色裤子，黑色凉皮鞋。我想这应该就是“白部长”了。他也鼓着掌，微笑着，很慈祥。当时我坐在中间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上，看见老人微笑着向我走来，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老人过来摸摸我的头发，然后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我机械地微笑着作答。老人在教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又接着上课。而老师那节课对我的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中成药2017冬季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