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全国热映，也出现争议。有不买账的观影者跑到豆瓣给差评，而该片导演张艺谋则被部分人称为“江郎才尽了”。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现在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艺谋迄今最好的电影，一定不是《满江红》。
年，陈凯歌已靠《霸王别姬》蜚声国际，张艺谋则还在酝酿一部属于自己的佳作，他原本想拍一部恐怖片，然而却偶然收到一份还未发表的新稿。
张艺谋看了第一章停不下来，一个晚上便将剩下的小说全读完，故事令他感到胸口透不过气来，随即一拍大腿：“就是它了！”
一年后电影问世，因为情节过于悲苦，它在国内成为了禁片，却在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同时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等多项奖项。
这就是《活着》。
这部电影拯救了葛优岌岌可危的事业，令巩俐打响了国际知名度，更成就了张艺谋。
而在张艺谋的身后，隐藏着一位大佬：
他就是《活着》的作者，余华。
余华的真实人生，比小说和电影更加精彩——
01
中国最残忍的作家
关于余华，江湖上流传着许多传说，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是人送外号：
中国最残忍的作家。
他写个《古典爱情》，你以为讲才子佳人的，但其实才子见到佳人时，佳人正在卖她自己刚砍下的一条腿；
他写个《兄弟》，你以为是兄弟情深，实则是讲的是两兄弟间的裂变，伦理颠覆；
而《活着》，到最后愣是没几个人能活着：
“地主家少爷福贵，好赌败光家产，气死老父。被抓壮丁后音讯全无，急死老母。
医院，女儿难产、女婿意外离世，唯一留下的小孙子，最后因吃太多煮豆子被撑死。
这世间，只留下福贵和一头老黄牛，衰败、惨烈、孤独地活着。”
关于余华的《活着》，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英国文学：我愿为荣誉而死；
美国文学：我愿为自由而死；
法国文学：我愿为爱情而死；
俄国文学：我会死。
中国文学：《活着》。
这或许有调侃的意味，但也足以侧证《活着》在国人心中的分量。
自年初版以来，《活着》共出版了10个版本，亦为余华带来了诸多奖项：
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
年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
截至年，《活着》在国内的销量已逾万册，打破了当代中国纯文学的销量记录。也难怪许子东会说：“余华是靠《活着》活着。”
然而，大众拜读余华的作品，却独独误读了余华其人。
看过《活着》的绝大多数人，都先入为主地认为，作者余华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中年人。
人们以为他“文如其人”，厚重、深沉而忧伤，时不时苦着脸独自坐在窗边思考一些严肃的事情。
甚至有人以为余华已经“不在了”……
可实际上，这位“苦难作家”“人设早就崩了。
02
痛苦留给读者
快乐留给自己
作品外的余华，不仅不深沉，而且还是个快乐的老boy。
当有人问他，如果满分10分，给《活着》打几分，他笑眯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9.4！”
“为什么是9.4分？剩下的0.6去哪里了？”对方继续认真地追问，期待着余华分享深度见解，然而余华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剩下的0.6你要问问豆瓣哦，他们打的9.4。”
一位法国记者问余华：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想了想，认真答：“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爱用中文写作。”
去年的12月17号，有读者拿到了余华亲笔签名的新书，正兴奋想要拍照发圈，却发现日期写成了前一天。
而这样的小错误，时不时都会发生。
种种这些，都令人疑惑：“余华怎么完全不像有文化的样子？”余华的回应则更好笑了，他说没错，自己本来就文化程度低，之所以被夸文章通俗易懂，就是因为不识几个大字。
都说“文人相轻”，但余华这样松弛而幽默的性格，却令他收获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最佳损友。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德高望重，人人敬重，然而在余华口中，莫言却十分不靠谱：“莫言是我有工作以来遇到的最昏庸的领导！”边说还边笑着连摆手，把一旁的俞敏洪却听得一愣一愣的。（俞敏洪内心OS：这是可以说的吗？）
然而，他却又对莫言的作品不吝赞美，甚至激动到爆粗口：“看完《生死疲劳》，我感觉很嫉妒，妈的，写的这么好，艹！”
当记者问余华想不想拿诺贝尔，余华更是变身莫言毒唯：“在中国，只有莫言能说自己可以拿诺贝尔，别人说都像笑话哈！望周知~”
还有一次，余华和莫言、王朔以及苏童一起赴意大利参加一个十分正经的文学论坛，主题是《我为什么写作？》。
余华抢着第一个上了台，没打草稿张口就开始说：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有大量时间可以摸鱼，完了稿费还归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莫言，说自己当了好几年哨兵，他想给自己弄一双皮鞋，就写东西赚钱买鞋子。第三个上去的王朔，说的内容也差不多是这种。
最后轮到苏童，老苏是个老实人，十分郑重地提前备好了稿子，说自己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然后在大学里面如何热爱上了文学，坚定了理想，并开始写作。
然而等余华他们说完，苏童死活不好意思上去了，苏童觉得很丢脸：“不不不我太蠢了，我怎么那么愚蠢！我怎么会说我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应该也跟你们一样瞎编一个！”
苏童不是“余华受害者联盟”的唯一成员，另一个“大冤种”是《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铁生小时候因为意外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出行。他曾自杀了三次，还曾在文章中提过，瘫痪之后家里人连“跑”“跳”“走”这种字词都不敢说了。
然而，余华却和莫言、刘震云一起，带着轮椅上的史铁生坐上火车就出门玩，那是史铁生第一次长途跋涉。
他们本打算去西藏，但最后因为看了场世界杯，便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一时兴起改道沈阳，去和一帮大学生踢足球。
更“离谱”的是，余华还让史铁生当守门员，并叮嘱他：“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
然后又转过头对对手进行一番“道德绑架”：“如果你们一脚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哦。”
但即便出此下策，余华他们最后还是输了，不过赛后的夜晚，余华他们却马上忘了悲伤，转头带着史铁生去地里偷黄瓜去了……（史铁生：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当一个人病了，最渴望的就是被当作普通人看待，在有余华们陪伴的时光里，史铁生的脸上总是带着灿灿的咧嘴大笑。
歌手李健也是余华的忘年交。第一次见面时，余华不认识李健，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怎么结实演艺圈的朋友。但李健却已经读了余华所有的书，交谈中余华分享了一些书。没想到下次见面，李健真的一本本都认真看过，并认真和余华交流，而余华也认真听过李健的歌，也非常欣赏李健的音乐。
后来就交往越来越多，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
据说，余华还是《虹猫蓝兔七侠传》等多部动画片的文学顾问——虽然据他所说，自己没看过这部动画，只是挂了个名而已。
余华的反差萌，令大家意识到，原来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刻板印象中的那样枯燥无聊，他们也很鲜活、有趣。
余华真的做到了：把痛苦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
03
“喜剧人”余华，底色是悲凉
然而，也正如马东所说的那句“人生的底色是悲凉”，“喜剧人”余华一路走来的轨迹，也充满着艰难困苦。
年4月，余华出生于浙江，父母都是医生，工作非常繁忙，鲜少陪伴余华。
三岁那年，东南沿海一带流行一种血吸虫病，余华的父亲加入防疫大队到了厦门，之后又只身前往一个叫做海盐的县里边工作，小余华只能从父亲写给母亲的信里了解父亲的近况。在那些信里父亲总说，海盐是一个“绝美之地”。
然而，等母亲带着余华抵达海盐，才发现那不过是父亲的宽慰罢了——彼时的海盐极其落后，甚至连辆自行车都见不到，偶尔见到一辆卡车经过，余华和一帮小孩子们就要追着车屁股吸吸尾气，闻一闻那股“令人向往的工业香味”。
海盐县旧照
那时候的县城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余华和小伙伴一起出门玩，跑个不到2公里就要原路折返，生活极其单调匮乏。
而余华的家则在一条潮湿的小弄堂底端，旁边靠着农村，医院。父母工作特别忙，常常回家吃个饭就匆匆折返，没时间照看孩子，于是便常常带上小余华去单位值班。
他常常在手术室外等父亲，目睹护士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偶尔父亲浑身沾满血迹地从手术室走出来，和他对上一眼，却又匆匆走开，不愿站住脚和儿子说上半句话。
一次，余华为了引父亲